《回归中国 郭西元文集》——美术界的“中国梦”断想（二）

   《回归中国 郭西元文集》一册，收录近年郭西元先生诸多论著，其中的画论、教育论与文化论述，皆颇有可读处，更彰显郭西元先生的士人风范，亦与当下中华文化复兴之大势相契合，多文虽为早年所写，读来却有“先见”之感。

清明时节   67x44厘米  2016年作

展览的弊端不能小视

   展览这个形式，基本是从西方移来，我们已经用得“出神入化”了！可是这个形式不大适合中国画，展览的弊端也日渐凸显，目前中国画出现的“假、大、空”现象就不能说和它无关。而中国画原有的许多功能日渐消退。比如，大家似乎不大知道中国画还可以“把玩”，因为，适合“把玩”的形式，比如手卷、册页等等，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，因为这些形式不适合“展览”！前些时，我画了几幅手卷，在我居住的城市深圳，竟然找不到能够装裱的技师，后来去了南京，找到我熟悉的一位老裱画师傅的儿子（其父已经过世），所幸他勉强还可以做，南京也仅仅他一人还能比较传统地装裱手卷了。
   手稿、信札之类的形式，已经完全从我们的视野消逝了，恐怕谁也无力回天！前些年，我曾经和几位画友倡议，用毛笔通信每月不少于一次，以传承“信札”这个形式，坚持了几次就停止了。现在不用说毛笔，连硬笔书信也没有了，信札、手稿这些形式恐怕只能申报“文化遗产”了！
   毫无疑问，问题的根子在教育！我们的美术学院系科分类也是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水粉……而且，入学考试，统统考西式的素描、色彩。中国画的大学入学考试要考西洋画，那中国画何“中国”之有？更可怕的是，入学以后，再学两年的所谓统一的西式“基础”——素描、色彩，第三年才拿起毛笔学画中国画。

泉飞疑度雨   134x76厘米  2011年作

“国画院”变“画院”，意欲何为

   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，1956年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，著名画家叶恭绰等人提出“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”的提案，同年6月，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，通过了文化部关于“北京、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”的报告。1957年5月，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，周恩来总理出席成立仪式并做了长篇发言，规定了中国画院“中国画创作、研究、培养人才……”的宗旨。

        1960年成立上海中国画院、江苏省中国画院，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某某省、某某市“中国画院”，那“中国画院”的宗旨也与油画、版画等西洋画种无关。1981年由国务院批准，在北京成立“中国画研究院”，前身是197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画创作组，这中国画创作组也与油画、版画等西洋画种无关。
   但是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“中国画院”的“中国”被拿掉了，北京中国画院变成了北京画院，在北京的“中国画研究院”甚至拿掉了“研究”，改名做“国家画院”。各省市中国画院自然效仿，大都把“中国”去掉，改名为“某某画院”了。我想问：不叫“中国”，意欲何为？
自然我知道我的这“问”，实在多余。你看“国家画院”，明明下设国画院、油画院、版画院……正如全国美展的分类、美术学院的系科设置一样，其他画院自然也容纳了油画、版画等西洋画种。可我还是难明白，现在去掉“中国”的画院的宗旨，还是1956年叶先生提案的宗旨吗？还是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通过、成立中国画院的宗旨吗？如果不是，有谁可以回答为什么？

    山居读易 44x33厘米 2015年作

    去年我去俄罗斯，一件事让我郁闷了很久。我想吃中餐，接待人员把我带到莫斯科一家最高档的中国餐馆，是中国一个大型国企投资的。一进门，服务员小姐笑容可掬，要我脱下外套交给她保管，那是9月，莫斯科已经冷了，餐厅又没有暖气，我表示不需要，服务员小姐仍然坚持，告诉我俄罗斯人是这样的习惯。 

进门一看，满眼堆金贴银，装修极尽豪华，餐具也考究到奢侈，但是却看不到一点“中国”，除了菜单上的中国字。

    陪同第二天带我去另外一家中餐馆，是俄罗斯人开的。这次不同了，老远就看到红柱、黛瓦、红灯笼，进门时我也没有被告诉要执行俄罗斯人脱外套的习惯，着旗袍的服务员小姐笑容可掬地把我迎进门，四周一看，满眼“中国”！

    ——男服务员着中国的对襟上衣，菜单是竹帘做的护套，菜单封面、擦手的纸巾、楼梯的扶手都是中国红，还有洗手间门口的“八仙过海”的中国画，那菜做得也地道……
这使我想起中国美术界，我们有些人已经习惯不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，而把别人的文化当宝贝，到底是什么东西作怪呢？

乙未年  西元于嶺南

发表于(《中国书画报》2015年4月9日）

发表于(台湾《华人画事》2016年5月）

发表于（《舜风▪夏》2016年）

人间仙境图  137×70厘米  2015年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