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画廊报第六期（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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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廊报 永远的坚守 2018年6月13日

莫把真传辜负了

—中国画“去中国化”问题刍议

■ 文/郭西元

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，也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艺术大国，数千年来，我们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。中华文化向来是以开放的心态，吸收和融合外来文明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绽放异彩的。

我们无法清楚的知道，郎世宁、王致诚等人，当年是如何历尽艰辛，才从画架上移到画桌前，将油画笔换成中国毛笔，而画出那些让欧洲人都不大满意的“中国画”来，英使马戈尔尼曾说他们的画“笔触细腻，然过于琐屑，（中略）于事物之远近不适合……所做画纯为华风，与欧洲画不复相似，阴阳远近，俱不可见。”（马戈尔尼“中国西游”）当时的中国画家虽为西画的艳丽色彩、立体感和写实精神所触动，但只认为“学者能参用一二，亦具醒法；但笔法全无、虽工亦匠，故不入画品。”（邹一桂语）

这一切似乎已十分遥远了，我们很难理解具有怎样的综合国力，才能使西方画人甘心情愿放弃自己的传统，融入中国画的熔炉，我们同样很难理解，具有怎样的民族自信，才会面对色彩艳丽的西洋画时得出“虽工亦匠”的科学结论。

这才不过是三百余年前的事。1840年，西方列强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制成的大炮，轰开了中国的国门，这形势便发生了逆转。由于政治、经济上的劣势，使人们联想到文化上的劣势。这时的国人再看到那栩栩如生的西洋绘画时，不免伸长了脖子，以战败者的复杂心态，得出已不如人的结论。此时，康有为、陈独秀等人分别喊出了“中国画衰败极矣”（康有为语）、“要改良中国画，断不能不采用西洋画的写实精神”（陈独秀语）……等口号。

自此始一百余年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，西方文化夹在强大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技之中，长驱直入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已至极端，令我们的国人喊出将中国画“送入博物馆”、“革毛笔的命”、“笔墨等于零”……等口号了，这口号之外的大环境是个什么样子，可想而知。

回头看看我们赖以生存的那土壤，已不太适合民族文化生存了，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那“中国”，有不少已西方化或美国化了。在我们的社区，地产商打出的广告语是“纯欧陆风格”；室内装修是“欧陆风情”；当然不用说还有些时髦女子染黄了自己的头发，名字也“丽莎”、“安娜”了起来；我们除了习惯玻璃幕墙和幕墙周围的一切，还习惯那套西装。当大家不动脑筋地扎领带时，似乎连想也没去想我们自己民族服装的地位。20世纪初，在我们民族处在政治经济最低谷的时候，孙中山先生设计并推广了四个口袋一排扣的“中山装”！毛泽东、周恩来改造了中山装，搞出一套“解放装”来，我们还清楚地记得，毛泽东在自己堆满线装书的书房接见美国来的那个尼克松时，除了解放装之外，还穿了一双中国的布底鞋……

这些似乎也都已十分遥远了，放眼望去，我们的城市一个个如“曼哈顿”一般，北京的长安街，也只有天安门那块还在“中国”着。我们的子女，从幼儿园起便学ABC，我们的职称晋升要通过严格的外语测试，我们的口语中除了“拜拜”之外，还喜欢用“GDP”、“WTO”、“APEC”……就连曾肆虐中国的那个“非典”，我们也偏要叫“SARS”……我们的大学中，已基本没有了古汉语的位置，我们的音乐学院中也基本没有了中国古典音乐的位置，器乐的学子很少有知道“古琴”的。当我们知道“昆曲”、“古琴”被联合国列入“人类遗产”时，有见地的国人的心里是该高兴还是该酸楚？！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一位国学家在被问及什么是“国学”时，他说“那是国将不国之学问”，从他的目光中，我看到了无奈和痛楚！当然，我们的国粹之一的“中医”，也大部分西医化了……我要学生读“四书五经”，他们硬着头皮“啃”，他们已无法读懂无白话文“翻译”的古文……我真担心，再过二十年，那些懂古文的“翻译家”们过世之后，那中华文明中“汗牛充栋”的古藉还有谁能读懂呢？它们不会成为无人能识的“西夏文”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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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廊报 永远的坚守 2018年6月13日

美术界的“中国梦”断想

■ 文/郭西元

自从提出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来，文化界诸多活动都冠在“中国梦”之下，例如第十二届全国美展，有评论便称“这是美术界的中国梦”云云，但仔细想来，这“梦”中间诸多成分并不是中国的，或不完全是中国的。

西洋画做不成“中国梦”

全国美展分类十三，除了综合类，绘画有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水粉、雕塑等五六类，属于“中国”的只占五六分之一，这是惯例，历届美展基本如此。可是我想不通的是，这是在中国，在独立自主的并非半殖民地的中国，中国政府出钱举办自己的展览，可自己的艺术却只占十三分之一的份额！记得澳门庆回归办展览，分类者三：一曰中国画、二曰西洋画、三曰书法，一个被殖民了百年的澳门是这样做的！

我不能不痛苦地告诉大家，那西洋画无论如何也是做不成“中国梦”的！何况，人家西洋画复兴的“洋梦”早在五六百年前欧洲人就做过了，那叫做欧洲的“文艺复兴”，才使得我们认为他们的才是普世的，才使得轮到我们做“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”的时候，有人还误把这“洋梦”当作自己的“中国梦”来做呢！

即使中国画部分，严格意义上说也相当一部分已经不“中国”！这问题已经有诸多讨论，甚至有人说出“如果再这样展览下去，中国画就没有了”——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。

大家都在说中国画的“写意精神”没有了，其实“写意精神”四字要拆开分两段说，一个是“写意”、一个是“精神”。首先是“写意”没有了，大家统计展览的写意画很少，而且得不了大奖，这是事实；我说更严重的是“精神”也没有了。什么精神？“中国精神”！中国画讲究诗情画意，我们没有了诗情，请问时下有哪几位画家还能诌几句诗？不单单说画家，我们国家现今还有诗人吗？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，曾经是一个诗的大国，可是现在诗没有了！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没有了诗意的中国画。没有了诗意，便只能见鸡画鸡、见狗画狗，意之不存如何去“写”？更不用说我们也丢掉了书法，写意之“写”也没了，只能描、摹，这样一来“写意”何存？！

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中国画的评价标准变了，变成西画的标准了，什么“构图、透视、比例、结构、调子……”我们的画人已经不知那个统领了中国画一千六百多年的“六法”为何物、不知道“六法”之首的“气韵”为何物，中国画崇尚的诗、书、画、印“四绝”，现在是一缺三，诗、书、印皆缺，所剩的“画”也只是用毛笔画素描罢了，难怪有人评论现在的中国画仅剩下材料是中国的了！

中国画的一个重要部分——题款，基本“淡出”了，这次中国画展览获奖作品中，大部分都没有题款，有题款、书法没有错别字、有钤印者，大约十幅左右，约占十分之一，还不能再要求题款的位置要妥当、书法要基本说得过去、字体要大体合适。

潘天寿先生曾经批评中国人物画素描式有光影的脸，要他们“把脸洗干净”！请问现今之中国人物画坛，还有几张“干净的脸”？！

更不用说，还有更加激进的画人，在进行“水墨实验”，他们革了毛笔的“命”，在吸水和不吸水的纸上，胡涂乱抹那些他们所谓的“现代水墨”……

我不禁要问，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中国画还是“中国的”画吗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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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廊报 永远的坚守 2018年6月13日

展览的弊端不能小视

展览这个形式，基本是从西方移来，我们已经用得“出神入化”了！可是这个形式不大适合中国画，展览的弊端也日渐凸显，目前中国画出现的“假、大、空”现象就不能说和它无关。而中国画原有的许多功能日渐消退。比如，大家似乎不大知道中国画还可以“把玩”，因为，适合“把玩”的形式，比如手卷、册页等等，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，因为这些形式不适合“展览”！前些时，我画了几幅手卷，在我居住的城市深圳，竟然找不到能够装裱的技师，后来去了南京，找到我熟悉的一位老裱画师傅的儿子（其父已经过世），所幸他勉强还可以做，南京也仅仅他一人还能比较传统地装裱手卷了。

手稿、信札之类的形式，已经完全从我们的视野消逝了，恐怕谁也无力回天！前些年，我曾经和几位画友倡议，用毛笔通信每月不少于一次，以传承“信札”这个形式，坚持了几次就停止了。现在不用说毛笔，连硬笔书信也没有了，信札、手稿这些形式恐怕只能申报“文化遗产”了！

毫无疑问，问题的根子在教育！我们的美术学院系科分类也是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水粉……而且，入学考试，统统考西式的素描、色彩。中国画的大学入学考试要考西洋画，那中国画何“中国”之有？更可怕的是，入学以后，再学两年的所谓统一的西式“基础”——素描、色彩，第三年才拿起毛笔学画中国画。

“国画院”变“画院”，意欲何为

建国之初，百废待兴，1956年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，著名画家叶恭绰等人提出“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”的提案，同年6月，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，通过了文化部关于“北京、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”的报告。1957年5月，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，周恩来总理出席成立仪式并做了长篇发言，规定了中国画院“中国画创作、研究、培养人才……”的宗旨。1960年成立上海中国画院、江苏省中国画院，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某某省、某某市“中国画院”，那“中国画院”的宗旨也与油画、版画等西洋画种无关。1981年由国务院批准，在北京成立“中国画研究院”，前身是197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画创作组，这中国画创作组也与油画、版画等西洋画种无关。

但是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“中国画院”的“中国”被拿掉了，北京中国画院变成了北京画院，在北京的“中国画研究院”甚至拿掉了“研究”，改名做“国家画院”。各省市中国画院自然效仿，大都把“中国”去掉，改名为“某某画院”了。我想问：不叫“中国”，意欲何为？

自然我知道我的这“问”，实在多余。你看“国家画院”，明明下设国画院、油画院、版画院……正如全国美展的分类、美术学院的系科设置一样，其他画院自然也容纳了油画、版画等西洋画种。可我还是难明白，现在去掉“中国”的画院的宗旨，还是1956年叶先生提案的宗旨吗？还是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通过、成立中国画院的宗旨吗？如果不是，有谁可以回答为什么？

去年我去俄罗斯，一件事让我郁闷了很久。我想吃中餐，接待人员把我带到莫斯科一家最高档的中国餐馆，是中国一个大型国企投资的。一进门，服务员小姐笑容可掬，要我脱下外套交给她保管，那是9月，莫斯科已经冷了，餐厅又没有暖气，我表示不需要，服务员小姐仍然坚持，告诉我俄罗斯人是这样的习惯。进门一看，满眼堆金贴银，装修极尽豪华，餐具也考究到奢侈，但是却看不到一点“中国”，除了菜单上的中国字。陪同第二天带我去另外一家中餐馆，是俄罗斯人开的。这次不同了，老远就看到红柱、黛瓦、红灯笼，进门时我也没有被告诉要执行俄罗斯人脱外套的习惯，着旗袍的服务员小姐笑容可掬地把我迎进门，四周一看，满眼“中国”！——男服务员着中国的对襟上衣，菜单是竹帘做的护套，菜单封面、擦手的纸巾、楼梯的扶手都是中国红，还有洗手间门口的“八仙过海”的中国画，那菜做得也地道……

这使我想起中国美术界，我们有些人已经习惯不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，而把别人的文化当宝贝，到底是什么东西作怪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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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廊报 永远的坚守 2018年6月13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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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廊报 永远的坚守 2018年6月13日

西元无悔

■ 文/臧贵昌

在深圳美术馆举办的郭西元文人画艺术展，一百多幅画作，皆是郭西元先生坚守文人画文脉，呕心沥血之佳作。它使人们真正领略了文人画之精髓和其艺术魅力。站在郭先生的画作前，心灵仿佛得到了一次净化。看气韵生动，领略壮美山河亘古之空灵;赏八大笔意，感悟那份冷孤中恣意挥洒之意趣;   数笔枯藤，似听蜂绕紫花之翁营； 画案书斋，似闻光透帘珑之墨香……  淡雅的画面，古朴的印章，隽永的诗句，韵味十足的题跋。诗书画印相得益彰，仿佛浑然天成！达到此种境界，没有深厚的素养功力和文化底蕴是断然不可能的。

郭西元先生曾赠我“往事如烟”书作。那么，我们就从“往事如烟”中寻觅一下西元当年学画时的依稀足跡。真不知那些“提笔错字、别字层出不穷”的书画家们和那些“孩子成绩差就学美术”的家长们看过后会做何感想！

郭西元是1963年高二上学期才开始学画的。在此之前学校文艺汇演时他因在一话剧中饰演解放军战士，相貌英俊潇洒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尔后他的作文“三里庄水库游记”传阅到我们这个高三年级班里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太优秀了！德才兼备，既是班干部，而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。他选择了学画，我们由此而熟悉。当时学画是艰难的。当时学校的这个业余美术组总共只有六、七个学生，且来自于不同的班別和年级。条件简陋，石膏像也只有两个半面像和一个叫《自负》的儿童半身座像。高中的课程多，安排紧，作业亦多，我们必须利用所有课间时间写作业，中午更是边吃饭边写作业（作业本里时常夹有饭渣子），以便抽出多一点业余时间去画画。有一段时间学校规定学生要午睡，打一次铃，铃声响过便不准走动，不准喧哗，统一进入睡眠状态。西元与我约定，先假寐，待老师查过，铃声响过，便悄悄爬起去美术组画室，从后窗爬入室内画画（前门已上锁）……西元人聪明，悟性好，很快在构图、形体把握上取得长足进步，他似乎对线的应用与表现特别感兴趣。记得他曾去学校养鸡场画了几幅速写回来，鸡的动态生动，下笔肯定流暢，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大家的肯定。

1964年我考取南京艺术学院之后，西元向我提了一个要求，就是为他请一个高年级国画专业的学生给他以辅导。我为他联系了国画专业四年级的盖茂森同学，盖茂森不仅画得好，人也和气，欣然应允。那时候条件差，资料匮乏，西元是临摹了几张华三川画的连环画《白毛女》选页寄到学校来请盖指导的……1965年郭西元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西元入校以来，以他的聪明、睿智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，深得陈大羽老师的赏识和赞许，得到了老师的真传。后来又得到过刘海粟老院长的指导与教诲。毕业后，在与著名书画家的交往中，又备受亚明、宋文治、林散之、武中奇等书画名家的熏陶与启迪。多少年来郭西元沉湎于传统文化、传统中国画的揣摩与研究之中，且笔耕不辍、博采众长，终于形成了自己淡逸古雅的文人画风格，在当今文人画之画坛上独树一帜。西元无悔！

（作者系原江苏镇江影剧公司总经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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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画廊报  2018年6月13日

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片“东坡”，尤其是在喧哗繁闹的今天，不过，也不是人人都能真实地拥有那片东坡的。

很多人都知道，黄州的东坡是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之后才有的，这片曾经偏僻的山岗之地，是苏轼在黄州最大的财富。苏轼在《东坡八首》序中说：“余至黄州二年，日以困匮。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，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，使得躬耕其中，地既久荒，为茨棘瓦砾之场，而岁又大旱，垦辟之劳，筋力殆尽。”

后来，东坡居士的名号远比苏轼来得响亮。

郭西元先生的这帧《雨洗东坡》，写长者拄杖过桥，对面坡上，山亭可见。前后山岗，皆是写意笔法堆累。画中生动处，是山涧一道，以线写其倾泻而下，汩汩之态，参差左右，正是“雨洗”的写照，也难免让人联想到听泉的快乐。

“雨洗东坡月色清，市人行尽野人行。莫嫌荦确坡头路，自爱铿然曳杖声。”这一首《东坡》所写，正是苏轼月夜里拄杖漫步于山石高低不平的快乐，彼时的苏轼，面对的是他一生的低谷，而这样的快乐，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明白的。

嘈嘈杂杂的市井之人，不会来到这片山岗，只有苏轼这样的“野人”——脱离世俗、置身名利圈外而躬耕的人，才能享受这片秘境。更何况上岗还要路过一段大石丛生，凹凸不平的岗头路。

诗人喜欢的是手杖在石头之间碰撞的铿然之声，或许这也是与“命运”对话的声音吧。

画里的“东坡”，郭西元先生的乐似来自于泉涧之间，诗里的“东坡”，诗人的所爱是来自杖石之间，前者恬淡天成，后者快慰自得，却都不是随便可得，前者是源自人生的豁达，后者来自生命的沉郁，这就是我开头所说，“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片‘东坡’，却也不是人人都能真实地拥有那片东坡的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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